尊敬的各位来宾大家下午好，非常感谢上海市国际股权投资基金协会的邀请，让我有机会在这里与大家进行交流，并对明年全球和中国经济进行一个展望。宏观经济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是日益巨大的，不仅是中国经济、海外经济同样可能对投资的决策有很大的作用。

2013年无论是全球经济还是中国经济都面临着一个非常大的转折点。从全球看，美国刚刚选举完是新一届政府，奥巴马此次当选，他的地位得到大大的巩固。欧洲明年也有两次大选，而中国也是新一届领导人上台执政，所以明年其实是非常关键的一年。

    从现在看，我觉得全球经济与中国股市投资有关的一个问题一直都困惑着我，中国经济过去几年的表现比全球经济好得多，但是股市却是表现最差的市场之一，全球经济虽然表现低迷，很多欧洲国家现在正在陷入衰退，但是全球其他地区的股市的表现反而不是太差，比如美国股市就很好。这里面就存在一个矛盾，试问全球经济现在到底面临什么境地，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矛盾？所以我想从这个方面来看，要先从全球经济讲起。

量化放松推动美国经济。美国经济明年复苏希望不大。大家现在好像对美国经济抱有比较大的期待，今年上半年大家对美国经济的复苏抱很大希望，但下半年美国大选、财政悬崖，却导致美国经济面临比较低迷的状态，虽然美国房地产复苏，但是劳工市场却依然比较弱。以美国的劳工市场为例，美国就业情况确实是在改善，但是我们也看到自从危机以来，美国的就业也就增加了不到两百万个工作岗位，这本身就是一个比较大的衰退，而且岗位增加主要是借助美国美联储QE三次量化放松来推动的。

在过去几年，美国的量化放松基本上从八千亿美元上升到现在的三万亿美元，这样一个量化放松的结果，就是美国劳工市场增加的两百万个工作岗位，平均下来每个工作岗位基本对应一百万美元。但这么大的量化放松，对美国实体经济影响却非常有限，反而却推高了资产泡沫，换来了美国股市的不错表现，确实今年美国股市表现非常不错，好像第一次美国这么大的市场跑赢了很多国家。现在说伯南克对对抗危机起了很好的作用，但实际他现在做的东西与过去批评的格林斯潘做的是一样的，格林斯潘2004、2005年不停的放松货币减息，换来了美国经济的繁荣，其实后来大家知道繁荣的背后仅仅是推高了美国房地产泡沫，造成最后的次贷危机和很大的后果，但事实是美国做来做去可能还是要靠这样一个老路。

美国所谓新的增长点只有几个：一个就是新能源，但新能源对经济的影响还是需要一段时间的，另一个就是农业。美国的亮点不多，关键是美国的制造业也面临很大的压力。最近我看美国的投资，比如制造业投资中耐用投资品的订单还是很低迷，劳工市场比较低迷，主要还是靠房地产市场的复苏在带动美国经济。所以对于明年美国的期待还是大打折扣的，美国不大可能明年就强劲复苏。但是不管怎么样，可以看到过去两年，美国的经济表现还是要比欧洲的好。

欧洲市场正处衰退期，长远发展并不悲观。欧洲连续两个季度负增长，第三季度可能又是负增长，欧洲的经济负面影响已经扩散到德国。德国过去是欧元区避免衰退的重要力量，现在德国经济开始放缓对整个欧洲影响非常大。如果欧元区长期陷入衰退，进行更大规模的削减赤字，结果必将造成更进一步的衰退，我们看到这样的恶性循环已经在欧洲发生。同时，西班牙又面临着银行的危机、房地产泡沫，这些都使得欧洲的经济在明年基本上看不到任何复苏的迹象，我个人认为欧元区的复苏最早也要到2014年。2013年的欧洲只有可能面临的是德国大选、意大利大选两重政治风险。

从财政状况看，我觉得欧洲的情况还是好于美国的。虽然美国这两年经济表现比欧洲好，这与美国制度方面的优越性分不开，毕竟美国是一个国家，它不会有财政同盟与货币同盟之间的矛盾。谈到财政，关键是过去两年欧元区的财政削减力度非常大，更长远的看对欧洲反而不是太悲观。今年德国赤字可以达到平衡，国家没有任何赤字，基本上政府负债也就在70%左右，而美国过去两年每年财政赤字都在7—8%之间，很明显像美国这样大的国家，每年财政赤字达到7—8%，而欧洲现在就已经降到了5%  ，德国已经降到了零，这样的财政区别，欧洲是紧缩财政美国是放松财政，到了某一个时间点肯定是要进行转换的，美国接下来就会面临很重要的财政紧缩，财政悬崖达到即使不发生至少也要削减2%的GDP这样一个情况，发生是4%—4.5%GDP。这样的话，美国的财政赤字可能明年会维持在5—6%，这个数字还是非常高的，长期的财政赤字肯定是不可维持的。

所以对美国的情况，有一点很明确，就是美国的财政问题根本还没有开始动手解决，明年开始解决财政赤字的时候，对经济的负面影响就会逐渐体现出来，美国就是靠房地产的复苏与财政赤字的削减，这样两个相反的因素在影响着美国经济的增长。所以我觉得，明年的全球经济看，美国如果到2%就非常不错了，欧洲则可能就是衰退。

发展中国家下行压力初显。从整个全球经济，现在看起来大家都说发展中国家不错，可能是全球的一个支撑点。上个月的IMF和世界银行的年会，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所有的央行行长、财政部长，包括美国的伯南克和盖特纳都说，明年全球经济会比今年好，IMF也做了预测明年是3.6，今年3.3，于此同时，所有参会人却都说目前的经济形势都在下降，全球都在往下走，包括欧洲的衰退，美国的放缓。发展中国家表现是不错，但是现在发展中国家也已经看到非常大下降的压力，比如新家坡三季度大幅度负增长，香港那么多热钱涌进来，房地产这么旺盛，但是它的经济三季度环比是零增长，所以发展中国家能不能成为世界经济明年的火车头，我是深表怀疑的，最多明年全球经济与今年相差不多，不会好到哪里去。

    这样一个全球经济局势对我们中国经济影响也是非常明显的。主要集中在几个方面：

第一看出口。中国明年的出口形势非常严峻。虽然在过去的9、10月份我国的出口数据呈现了10%的增长，好像出口又复苏了，但这个可能只是表象，这个出口的高点与季节性因素有关，和很多一次性的因素有关，比如I Phone的销量很好，因为中国是苹果唯一的生产基地等等。如果再看明年出口形势，道我们知商务部对今年10%的出口目标已经放弃了，如果2012年出口在7%左右就已经很好了，从计划目标看明年无疑将会下降出口目标。另外，根据广交会的出口订单情况看，其实跟半年之后的出口是非常吻合的。广交会是什么情况？大概负13%左右，我们看到秋季广交会长单很少，90%是一个月到三个月的短单，这也是意味着明年的出口形势还是非常严峻。

第二个要关注零售。零售消费基本上是中国现在经济增长一个亮点，相对比较平稳没有大起大落，之前出现的工业生产的大波动也开始有一点起稳，这样的态势无疑是一个好消息。但是我们也看到一、二、三季度经济逐季走低，增速下降，到了四季度得到了一定的起稳，出现了一定反弹，但是这个反弹也是有非常大的压力。

四季度为什么经济出现起稳，是企业投资增速上升了吗？没有，企业投资增速还在下降，最主要的原因是基建投资。其实四季度的经济起稳，主要与积极的财政政策，政府在基建方面的投入是有一定关系的，因为我们看到固定资产投资方面制造业投资还是在下降，房地产投资也是很低迷，投资上还没有看到企业投资的复苏，还有企业的利润仍然在下降。其实最主要就是基建投资，从今年年初的负数到这两个月出现的大幅度的反弹，特别是十月份的铁路投资增长240%，这样基建大幅度的投入使我们经济出现了一个起稳。所以现在的问题是，光靠基建投资拉动的经济会不会开始扩散到其他经济领域？现在还看不到。所以我觉得最近几个月经济数据出现反弹，主要还是在政策，主要是财政投资，这个当然跟十八大之后大量的财政投入有关。

    应收帐款大幅度上升也是一个很大的隐患。三角债很长时间没有看到，现在又重新起来了，我们看到影子银行大规模的扩张，所以这样一些隐患，我觉得都对明年的经济增加了不确定性。

第三个是房地产市场。在上海、北京等一线城市，大家对房地产市场很乐观，销量非常好，价格又开始回暖，政府又开始着急了，觉得房价上升又开始考虑怎么样打压。但实际上房地产的情况是现在投资并没有恢复，上海、北京一线城市开始回暖，但是二三线城市销售还是很低迷，开工是负的。所以对于房地产市场，我觉得现在地区的不平衡，以及收入分配造成的豪宅与普通商品房的销售出现很大的分化。这里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数据与大家分享，1—10月份我们房地产市场竣工投资增速17%，但是同期销售是-1，这样的情况从全国范围看，房地产还是在增加库存，特别是二三线城市现在销量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卖地主要集中在一线城市，二三线城市现在卖地越来越难，长此以往对当地地方政府和财力造成很大压力。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就是明年房地产政策非常关键。房地产在一线城市回暖，这个对房地产调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政策可能要有针对性，继续一味的限制，虽然限制了量，保持了价格的平稳，但是投资量、销售量同样受到压制，其实这对整个经济的负面作用将越来越体现。

所以，从中国的三架马车看，明年可能经济拉动还是主要基建投资。一般12月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会对明年定调，按今年经济增速7.7左右看，明年定的目标估计会在7.5左右，这也是体现中国经济增速大拐点的出现，其实大家都已经接受这样的现实，就是今后增长维持在7—8%之间已经非常不错了，这已经是非常乐观的情况。

过去我们每年的出口在20%-30%的增速，今后五年可能只有在5%—10%之间，这样一个全球经济格局的变化，一方面使得我国经济增速放缓，另一方面使得企业劳工工资大幅度上升，这就是刘易斯拐点，这也就使我们对几个问题要重新认识。第一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工资大幅度上涨，这个已经不是学术界争论的问题，是一个普遍的现象。第二人口红利，本来是预计是2015年或者2017年，现在包括第六次人口普查在内的新数据表明，可能人口红利在2010年已经出现拐点。

所以我觉得这一轮很明显，现在经济下降的压力，短期经济周期的压力与长期的这样一个拐点，就是经济增速下移交织在一起。今年我们看到的这些不乐观数据，其实周期性因素也很明显，就是与2008、2009年4万亿的刺激还是有一定关系的，4万亿最后是十几万亿的投资造成一个格局，就是我们过去的产能扩张非常厉害，基建投资像铁路是百分之百的增速，今年即使是现在反弹也依旧是比较低的情况，很难看到基建再大规模的搞一轮。同时，企业投资已经受制于产能压力，也看不到靠投资拉动经济，这样的模式从短期、长期都不能维持。

这样的情况下，经济动力来自哪里？这里我们看到了经济增长周期。过去三十年，经济增长在10%左右，大家说表现非常好，其实仔细看这个10%，它的波动非常大。最差的时候，1989年、1990年甚至只有4%，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也没有达到8%，这一轮新的压力要如何应对，今后的走势怎么样？从长期观点看，我觉得其实是一个周期，我把经济周期分十年，我们政府领导人的周期也正好是十年，过领导人周期与经济周期密切相关，新的政府的做法可能对今后5—10年经济走势起很大的作用。

我们看到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的经济当时也是非常困难。在讨论2008、2009年这样一波的时候，很多人说要比1997、1998年还差，其实不然。1997、1998年东北大量国企改制，大量人口失业，银行不良贷款普遍预测40—50%中间，情况比现在严重得多。当时我们不仅有人口红利，还有改革红利。其实1999年四大改革（1、加入世界贸易组织；2、1999年城市的房改，使房地产业成为经济增长的支柱；3、国企的改制；4、银行的上市）对今后的经济促进发生很显著的作用，这四大改革把整个经济从过去比较低迷，走不出困境，大概十年的周期上升到14%。但目前这一轮就是国内国外的多重危机了，美国次贷危机之后全球经济格局转变，加上人口红利结束，以及刘易斯观点的到来，这样多重压力，2007年开始经济已经从14%下降到今年7.7%左右。所以，今后只能靠改革，靠过去的模式、靠投资、靠出口拉动已经难以为续，而且海外市场已经不允许这样出口，国内劳动力工资上涨，使我们低附加值的产品也丧失竞争力，产能过剩等众多问题都已经出现。

现在的改革红利怎么改，今后的转型最重要是什么？其实很多人都提到，我们改革转型的条件还是不错的，而且转型已经在进行，为什么说转型已经在进行，因为它是一个过程。我们现在的消费占比重已经见底回升，过去两年出口已经是负增长，这样的转型已经在发生，一定要靠内需和消费，这个也不是政府的愿望，是市场的力量逼着你这样做。另外，城镇化率也是很多人谈到的。城镇化是以后可能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当然这里面我觉得城镇化其实是一个结果，就是很多政策，比如户籍制度的改变、农村土地流转等等才是真正的关键，只有这些改变了，我们的城市化率才能自然而然的发展和提高，而不是人为制订目标，要把农民移到城市，不做制度性的根本改变，是很难看到城市化率不断攀升的。

    中国的转型已经被逼的迈开大步，中国的产品已经在全球发达市场上已经丧失了份额，中国在美国、欧洲、日本、韩国的市场占有率已经下降。相反，我们的产品在发展中国家节节攀升，这个与产品结构有关系，因为我们到发达国家的产品大部分是低附加值、劳动密集型消费品，而到发展中国家大部分是机械电子产品，包括汽车，公共汽车等等。中国产的汽车在海外看不到，但是到发展中国家却几乎都是中国产的汽车，包括吉利今年宣布出口十万辆汽车等。我觉得不能被短期数据好转所迷惑而认为经济坚挺可以大步回升，短期内经济发展有很大的压力还是很大的，特别是明年的经济，海外的压力加上自身政府投资拉动复苏不一定能持续，所以面临很大的问题。但是从长期来看，我认为我们有很多潜力，包括技术、改革很多领域都可以做，我们出口到俄罗斯、巴西的机械产品正在大幅度上升。其实在发达国家的这几个市场，我们看到中国的企业走出并购，在机械领域性价比还是很高的，外加政府的信贷支持，所以这些方面已经做的非常好了。

如何面对中等发达国家陷阱问题？总的来看，今后5—10年中国面临非常关键的时候，海外的剧变，全球经济格局的巨变，，而我们国家内部劳动工资上涨，其中很多国企、银行的利润已经到了不能再高了的地步，份额也不能再大的地步，其实总体来看面临一个最大的课题，就是大家经常讨论的中等发达国家陷阱的问题。在转型格局变化当中，中等发达国家陷阱其实有低中等国家发展中陷阱，还有高端中等国家发展中陷阱。低的就是东南亚，当时这些国家人均GDP比现在中国还要低，我们看到十年前的亚洲金融危机之前，中国人均GDP只有泰国的三分之一，而今天就已经一样了。当时亚洲金融危机使这些国家面临重创，但是对中国而言却是是一个机遇，大量的制造业移到中国来，使我们现在人均GDP达到五六千，而当时东南亚国家在四五千的时候就已经面临了这个陷阱，一直到现在才刚刚看到有重新起来的迹象。

    其实，我们现在面临的更大挑战是高端中等国家发达陷阱，这个可以以巴西为例子。中国虽然取得巨大的成就，经济发展三十年，但是我们今天的人均GDP跟巴西1973年的时候一模一样，这是我们要看到的差距。我们发展的这么快，但是我们现在的GDP跟巴西1973年水平一样，巴西到了1973年还有一段时间在增长，一直到80年代初基本上整个陷入高端中等国家发展陷阱一下子低迷了20年，几乎不增长。虽然我们的收入跟巴西1973年一样，但巴西现在仅比我们高一倍，几十年来巴西几乎没有增长，而我们却高速增长。中国现在面临像巴西这样国家相似的挑战，如何跨过这个变成一个高等高发达的社会国家。

将我们与巴西相比，制造业增速、产业多元化、劳动力调整等有些条件我们比巴西好，包括我们的投资率很高，巴西投资率很低。但是我们正好存在一个相反的问题，就是我们的投资率太高了，而且现在的基建很难在很多领域看到政府说这个领域投资一定能赚钱，现在一定要靠市场的力量选择，这也就是投资、PE、直投必然要发挥更大的作用。我们如果再依靠国家指导投资就会陷入更大的陷阱，光伏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国家大量补贴进去，结果一下子产能过剩，海外市场一变化我们马上陷入危机。国家目前的这个水平，政府主导投资越来越面临挑战，很多决策一旦错误，就会面临很大的风险陷阱。

我觉得关键还是制度的改革。我刚刚提到现在的改革，城镇化率提高、消费增加这些都是最后的表现，是它的一个结果，最重要的还是要素市场的改革，要素市场包括：1）土地；2）劳动，劳动就是户籍制度；3）资金，资金就是利于市场化，对于金融市场而言就是人民币国际化推进的进程，其实是外汇管制开放人民币境外的流通、汇率制度的弹性；4）利率的市场化这样一个系统性的工程，这四个环节都是在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的。

我两年前曾提出让人民币成为一个可兑换货币的设想。最近我看到周小川行长谈到一个观点，核心就是让人民币成为一个可兑换货币，其实这并不是非常难的问题。现在很多发展中国家的货币都是可兑换的，我们的条件比他们好，如果第一步实现人民币可兑换，那么海外自愿持有人民币的意愿就很容易使人民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难就难在第一步，就是一个可兑换货币，怎么跨出这一步，其实这一步就是需要资本改制开放。最近，我看到外管局又把直接投资认为已经完全开放，国内对外直接投资也放开了，然后对外资帐户在国内的人民币各种各样的帐户开放等等，所以我觉得资本管制开放，这两年迈的步子很大。特别是第二种环节，人民币境外流通的大幅推进。

在香港完全可以感受到人民币就是一个可兑换货币，事实上已经做到这点。如果以在香港的经验，再到伦敦去，到纽约，到新家坡，把这样几个境外的离岸中心发展起来，人民币很容易就可以达到可兑换的货币。这里面最关键的难点，对整个经济和对人民币可兑换的关键，还在于两个要素的开放，一个是利率的市场化的问题，还有一个汇率的浮动。汇率不能只盯住美元，这样风险很大。我们看到香港就是最极端的例子，盯住美元最大的负面影响体现出来的就是房地产泡沫，资金大量流进来，政府一旦有固定汇率，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就要受制于美国了，所以香港现在很被动，每天投放很多货币，这样就造成楼市泡沫、股市泡沫，以致于现在对楼市泡沫只能用行政方法，用15%的印花税来干预市场。

最后总结一下，短期内我个人偏谨慎，觉得整个全球经济并没有看到复苏，也看不到很强复苏的动力。未来中国经济主要还是靠政府投资这样一个主导，但是这届政府的方式与上届政府完全不一样，上次四万亿的时候实际一个项目都没有，四万亿政策已经宣布了，然后再找项目，当时每个地方要报项目，而这次没有说搞财政刺激，但是项目却在不断的提。2013年，相信政府肯定还要维持积极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可能还是与今年一样设定在7.5%的增长目标。从长期看，我觉得倒是现在越来越有信心，当然也是有很大不确定性。上午吴院长讲了一句话很有道理，叫做“寄希望于下一届政府”。我昨天也看到李克强副总理的讲话，很明显，他就是讲的我们刚才谈到的问题，他明确表示今后的格局靠以前的模式肯定不行，只有靠改革红利，而且他谈的非常深入，就是说现在改革面临一个怎样利益集团的固化问题，怎样进行政治勇气，怎样更深入的推进结构变化的问题，所以我也非常期待新政府可以在改革、结构领域做出一个重大举措，使我们今后5—10年的经济可以维持比较稳定、平稳的增长。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