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蔓薏 《第一财经日报》财经新闻中心副主任

李迅雷 海通证券副总裁兼首席经济学家

刘胜军 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执行副院长

唐  葵 上海市国际股权投资基金协会副理事长、方源资本总裁 

沈  黎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  

 

苏蔓薏：过去十年是中国经济发展快速增长的时期，经过十年的发展一些负作用正在日益显现，“十八大”报告中首次提出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将会比2010年翻一番，今天就想在这个目标之下，讨论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何在？阻力会来自哪些方面？同时，结合金融行业可能会面临怎么样的机遇和挑战？等等。首先，请来自海通证券的首席经过学家李迅雷老师讲一讲中国未来经济增长动力何在？

 

李迅雷：谢谢各位，我也发表一下个人不成熟的见解。中国经济未来增长动力还是存在的，明年经济增长如果没有外界突发事件影响的情况下，我预测应该还是在8%左右。当然，即将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我估计还是会提7%的增长目标，这也是表明国际调结构的决心。

中国经济在近年没有出现硬着陆，这应该比预想的要好。但是还是存在很多问题没有解决，比如房地产价格居高不下；整个社会资金比较紧张；银行坏帐率水平还有可能继续提升；制造业库存依然在一个偏高的位置；企业负债率水平也一直在60%左右偏高的位置，这些都表明中国这一轮经济回升依靠的是投资拉动，主要由政府主导的基础建设投入，包括水利、铁路投资等等支撑了这一轮经济保持平稳增长。

但是在增长之后，它的深层次动力还是不足，不足来自于需求，无论内需、外需都是不足的。未来经济增长的动力到底来自于哪方面？现在比较多的提法就是城镇化，包括李克强总理也提到，城镇化可以提供未来经济持续增长最大的内需。但是，我个人对城镇化的说法持比较谨慎观点，我的依据在于中国的城镇化被低估了。现在讲的城镇化按照国家统计局数据是51%，2020年可以实现达到60%，但我的观点是目前的城镇化率已经达到60%，中国从农村可以转移的劳动力数量已经不多了。城镇化过去30年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最大动力，来自于大量廉价劳动力，从农村转移到城市推动我国出口成为全球之一，推动我国的制造业成为全球制造业的第一大国。但是随着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以及农民工老龄化的出现，随着新生代农民工已经不能再承受没有医疗保障、社会保障的工作的艰辛，所以这样来看，我们将来城镇化的成本和代价会越来越高，所以我觉得这方面的因素会拉低经济增速。

为什么过去经济增速可以很高，那是因为比较高的居民储蓄率、企业储蓄率，以及政府储蓄率，但是随着今后我们支付成本规模会越来越高，所以政府储蓄率、企业储蓄率都会下降，这就直接影响到投资率，所以说经济增速肯定会放低。我这个观点可能与主流观点有差异的地方。

另一方面的动力我非常认同，就是改革是中国未来经济增长最大动力，也是最大的红利。今后中国经济要保持比较持久的增长，可能在改革方面还是要加大力度，改革从今年比较多的金融改革，到明年可能会推出的财税改革、行政体制改革等一系列的改革，应该能够使经济结构调整的更加顺畅，在今后五年当中，经济增长能够保持在7%左右的经济增长。

那么，即便未来经济增速下个台阶，保持在6-7%的增长，但这个数据在全球范围还是增速比较快的。所以对于未来来讲，我觉得机遇与风险是并存的，但是如果改革力度能够进一步加大，那么机遇应该是大于风险的。

 

苏蔓薏：谢谢李迅雷老师，他的核心观点有两个，一个他用数据阐释了对现在提出的城镇化持谨慎态度，另外他认为改革可能是未来经济增长核心动力。

说到改革正如大家的共识，如果获得更多的经济增长，动力可能就是来自改革、转型。我们今天论坛的主题是经济转型中的PE未来之路，在这个问题上，嘉宾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刘胜军老师称得上权威之一，他最近在很多公开场合发表了非常犀利而有见解的关于改革的观点。如果大家关注他的微博，就会知道他的名字叫“刘胜军改革”。所以我们想请刘院长讲一讲，他对改革的具体行动计划可能会有一些哪些看法。

 

刘胜军：我们中国经济改革开放三十年，应该说现在又走到新的历史转折点，而这一次历史转折点比过去的挑战更大。我记得吴敬琏先生在不久前说过，中国的经济和社会矛盾几乎到了临界点，我想对于这个形势的判断是非常严峻的。在这样一个历史关口我们迎来了新一届的领导人，从习近平总书记的第一次演讲看，我觉得确实领导人对经济发展的思路有一个比较大的转变，习总书记的演讲话很短，但核心是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这个和我们过去片面强调GDP是有非常大的转变，当然中国经济能否转型，能否实质性的改革，关键还是看总理，昨天晚上李克强副总理在新闻联播中的讲话，我觉得这个讲话传递出他的一些施政理念值得我们关注。

    李克强强调原来传统的增长动力确实在消失，比如说人口红利、出口的增长、原来对基础设施的投资，未来怎么办？未来就是要改革，改革是最大的红利。而更加重要是对未来改革的思路是什么样子的？目前，可以说中国面临的问题千头万绪，要找到一个突破口才能够有真正的推动改革，而这个突破口就是要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为什么会提出这样一个观点？我觉得未来十年，如果我们的改革能够做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中国经济就一定会迎来一次新的或者说更加健康的增长。为什么提出这样一个命题，是因为过去十年，中国的政府监管机构权利的膨胀基本出现了失控，或者无序膨胀，在利益趋势之下出现了无序膨胀。

    那么这样一种膨胀，它带来后果是什么？后果就是我们经济出现怪胎，政治经济一体化。现在中国地方的市长就像企业的总经理一样，书记就像董事长一样，这个地方政府就像一个企业，一天到晚围着经济转，政府过度涉足经济活动就混淆了政府和企业的边界，从而带来一系列问题。比如说腐败问题，基本上难以控制。政府本身最大的功能是什么？它应该要为维护公平竞争要做好法制，我们现在看到的关于环境污染、食品安全的执法都没有人管。为什么没有人管？因为政府眼睛只盯着税收，只盯着GDP，只盯着经济利益，更加重要的是这样经济政治一体化的模式，带来了法制的边缘化，因为政府有了利益，执法者有了利益，那么法律一定会给经济发展市场让路，这样带来的后果是很严重的。那么我们如果知道了这样的后果，接下来面临的问题就是怎么去改革，怎么去正确处理政府和企业的关系。我具体谈几点想法。

    第一、政府必须退出经济领域活动。政府搞经济弊远远大于利，但是从观念来讲，中国政府目前还是把经济当成自己天然的资源，这样的定位是错误的，比如太阳能领域，可以说今天的乱局基本上罪魁祸首就是地方政府，但是面对这样的烂摊子地方政府还要继续给那些已经失去竞争力的企业当保护伞提供融资，甚至用纳税人的钱拯救一些企业，这样的做法是严重破坏市场经济应有运营秩序的一些行为。所以政府退出经济活动，这是我们未来十年政府需要重新定位的首要任务。

    第二、政府要减少审批权。市场经济的核心或者灵魂是什么？市场经济的灵魂不需要人有觉悟，需要人是自私的，越自私越好，为了能够追求自己的利益去创新、创造，乔布斯是不是灵魂？乔布斯不是灵魂，乔布斯是为了利润，为了自己的个人价值去创新冒险。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家创新需要一个自由的市场环境，政府的力量越强大，企业家创新的空间越小。我们现在的企业家80%的精力都要用于和政府官员打交道，企业家喝酒是企业家的核心竞争力？搞关系是企业家的核心竞争力？茅台成为中国最牛的企业，我想这是让人非常最痛心的。

    具体怎么减少审批，我觉得很简单。第一，发改委应该撤销，有人说现在还有很多国企需要发改委监管控制。我觉得中国在短期内作为一个过渡，OK，可以保留发改委，但是发改委不应该对民营企业的任何项目进行审批，要管也只能管一些国有企业，当然不是说国有企业不改革，国有企业还要继续改革。第二是证监会，证监会目前的做法是本末倒置，它该管的事情是抓坏人、找造假者、抓内幕交易者，不该管的事情就是审批谁上市、IPO。审批哪些企业能够上市，只有投资者才能够判断，现在就靠那么短的时间就能判断那个公司好不好，简直是开玩笑，有多少家发审委通过的公司后来都被媒体简单调查就发现是造假者？这一类的现象不光中国有，国外也有。证监会只能做事后监管者，事后惩罚者，这两个领域最重要。

    第三、需要破除垄断。当然我国垄断最大的是央企垄断，比如温州金改细则出台，我大概看了一下还是比较失望的。对开放民营资本进入金融机构，特别是银行体系依然不肯松口，我实在不明白。如果中国有一百家民生银行，我相信中国的经济一定会更好，中国的金融体系一定会更有效率，我们的很多金融体系的扭曲都会得到比较好的纠正。国外的银行都是民营银行，没有人说只有国有银行才是负责任，相反国有银行可能带来更大的社会责任。

    第四、价格的市场化，比如说利率市场化，在2004—2010年中国实际利率一年期存款是负0.3%，这个就是变相通货膨胀，是存款人对借款人的补贴。还有环境污染的价格已经到了令人觉得难以忍受的地步，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群体事件都是围绕环境污染事件展开，所以加大环境保护的执法已经是非常迫切的。

    第五、是建立法制的市场经济，一个法制的市场经济其实和亚当斯密说的原理一样，就是无形的手，政府是无形的手，政府没有审批，政府只有维护好法制和公平竞争的环境，这是政府唯一要做的事情，其他的全部都应该交给市场。

    所以说，如果在下一个十年，我们能够在这几个方面取得进展，哪怕取得50%的进展，我想中国经济也是大有希望的。当然难度很大，因为我们的改革是要政府挥刀自宫，官员要放弃自己的权利，基本上要靠灵魂深处的革命，中层官员肯定不愿意放弃，没有一个部长希望自己手中的权利越来越小，那要靠什么？那就要靠最高领导层的领导力，对那些改革的人要给予奖励，不改革的人给予坚决的惩罚，我们不能够再继续浪费一个十年，过去十年是增长的十年，但是同时从改革角度来讲也是失去的十年，我们不能再失去十年，我们也承受不起这样的代价。谢谢。

 

苏蔓薏：谢谢刘院长精彩而大胆的发言。刘院长的核心观点是，如果我们想在来十年获得更多的经济发展，应该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政府不应该过多涉及经济领域，甚至应该退出经济活动。我想台下来宾都是金融行业的，他们应该是非常认同刘院长的观点，这样他们以后也不用喝白酒了。

    听了两位经济学者对宏观经济的发言之后，今天的嘉宾还有两位是来自金融行业一线的专业人士。首先请来自中金公司的沈黎女士谈一谈。刚才吴院长已经说了，她说财富管理是未来金融行业发展的蓝海，沈黎女士来自中金公司财富管理部的，听听她有没有什么高见。

 

沈黎：谢谢主持人。首先非常感谢主办方的邀请，因为这是第二次参加SIPEF这个论坛了。对于中金公司，我想大家对于它作为投行的角色并不陌生，而对于它做财富管理业务可能有一些陌生。其实吴院长谈到财富管理是未来金融行业发展的蓝海，我听了之后心潮澎湃，她讲出了我的心声，因为我也是从一个传统的投行同业者，刚刚转入到这一片蓝海中的从业人员。

    我想大概介绍一下中金公司财富管理业务的现状，中金公司从2007年开始筹备这块业务，到目前为止全国发展了16个网点团队，我们的团队大概有将近400人，分布在全国一线经济城市，我们目前客户群体有一万多个，基本上是高端的财富人，平台上托管的资产超过1000亿，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招商银行的私人银行托管的财富差不多4000亿的资产量，而中金作为一个从券商牌照成长起来的财富管理团队，目前已经托管超过1000亿的资产量，应该说还是比较令人欣慰的一个成绩。

    分享了中金财富管理业务的现状，我也想跟大家分享财富管理行业的一些现状。大家会问什么样的人叫财富个人？我们的定义是，可投资产在一百万美元以上的个人，我们叫财富个人，其实刚才吴老探讨财富管理的定义可以分三类，一个给企业做财富管理，一个给个人做财富管理，还有一类提供财富管理方面的咨询服务。我们也正是沿着这三个方向发展自己的业务。

    如果从高端财富个人市场现状看，可以给大家一些大数，中国差不多有一百万人可以称之为财富个人，其实10亿元以上资产量超高级的财富个人大概占比0.4%左右，财富在1-10亿元之间这样的财富个人应该是在大数在6%不到一点的数字，剩下差不多93.6%是在一亿元，可投资产在一百万美元，或者600万人民币到1亿元之间，这是大的现状。如果谈到与PE相关的内容，可以看这些财富个人的投资方向是什么样的结构。我可以告诉大家，现金加上固定收益的产品，加上房产，再加上股票占到这些高端财富个人投资方向的将近90%。PE或者私募股权基金，也就是最近几年刚刚发展起来的投资方向，在他们的整个里面占比不超过10%，差不多7-8%的比例。在私募股权这类投资方向中，其中以PE类基金占大头，大约78-79%的比例，VC基金占比20%，另外1-2%是其他的另类投资，看了这些数字以后，我想大家可以得出一个结论，目前中国的财富个人或者这些高端财富个人的投资方向其实是非常单一和集中的，给我们整个私募股权行业意味着未来发展的空间是非常巨大的。无论是从市场容量，还是说从品种发展，甚至是地域扩展上，都有非常大的空间。

    为什么提到地域？因为最近上海也在提QDLP的试点，所以这也是我今天对在座各位提出的，就是潜在的这么一个竞争，海外投资管理人也虎视眈眈地看着中国财富市场，想通过QDLP的形式为中国的财富个人或者企业管理资产，所以这个可能是未来一个发展方向。谈到机遇之后，可能我们还要谈谈挑战，因为最近一年以来整个PE行业普遍面临募资难的问题，我作为财富管理行业的从业人员非常有体会，基本上一周之内可能有三四家基金找我们募资，我们也经常对客户建议将此作为资产配置的一种，PE基金还是非常可取的投资方向，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觉得PE还是活跃在中国经济最前沿，也是对中国经济或者经济活动见解最深刻一批人，他们有可能为我们提供一个见证，是中国经济转型甚至是参与经济转型中红利分配的机会。

    但与此同时，我们也会提示投资者要选择非常专业的PE基金，为什么现在PE募资难，这与过去市场比较混乱、准入门槛相对比较低、全民PE的现状有很大关系。在经济或者金融情况发生变动情况下就会造成投资者对整个PE行业不信任，我们还是力图给予专业的建议去改变这样的现状，我们认为未来以FOF的形式推荐给投资人可能是一个更好的选择。恰巧今天在这个会议开始的时候，我们也有一个FOF的签约仪式，所以我觉得今天的开场和我想讲的很多话题都是相呼应的，也正好是可以说我作为一个从业人员也能够从事实中见证这个行业一些发展的趋势吧。

    另外有一个趋势，因为刚才说到行业可能一开始有一些混乱的状况，所以目前还有一些变化，我观察到的就是，可能有一些LP后续资金会进不来，或者某一些PE基金运转一定程度上会非常困难。我们会看到一些LP份额的退出，或者管理人想从这个项目中的退出，甚至有一些我们所谓的秃鹫基金的出现，可能都是这个行业最近一两年出现的一个新的状况。那么我也观察到今天下午好象也有这个话题的探讨，所以这个也是作为实证吧，这个行业的变化。

    讲了这么多，我觉得无论是从整个经济转型，还是从行业来看可能都会面临一些变化的机会，面临一些变化的挑战，我还是相信PE作为非常活跃的一个专业团队，还是能给中国经济的转型去有一些引导的作用。同时我也是非常期盼PE能够给中国的财富个人，或者财富企业提供一些更广阔，或者更好的投资机会，也期盼着这个领域出现更多的产品和更多新的变化。谢谢。

 

苏蔓薏：谢谢沈黎女士，她用来自金融一线的体验告诉了我们PE这个行业未来一些发展空间，和面临的挑战。我觉得台下来自PE行业的来宾会后可以跟她多交流，也许她手上有很多闲置资金。

    我们接下来有请方源资本的唐葵总裁，唐总来自PE行业第一线，让我们了解一下唐总对未来的投资机会，或者面临的挑战有什么看法？

 

唐葵：大家早上好，我是唐葵，我们方源资本是一个PE基金，管理23亿5千万美元的PE投资，差不多150亿人民币。刚才各位嘉宾的话非常赞同，我自己从事投资大概十多年了，其实投资机会、赚钱机会都是跟中国的改革息息相关。90年代的时候，改革开放急需大量资金，可是国内资本市场基本没有钱，当时引出一系列引进外资，修路造桥包括上海港口、路桥建设在内都有国际资本参与的身影。上海实业1996年在香港上市，也是上海市政府利用国际资本市场，引进资本为上海的建设产生巨大的回报，这是一个双赢的情况。

    到了2000年左右，又一波新的投资机构出现，互联网的产生表面看上去可能是国家引进人才，吸引国外留学生回来这么一个产生的机会。但是实际上隐含两个改革，一个是对整个科技的重视，政府对科技方面的投入，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是国家对邮电行业重大的改革，邮电分离是1997-1998年时候做的，原来就是一个邮电局，拆成邮政局、中国网通，中国移动，同时引进联通的竞争，正是有了大环境的重大改革才可能创造出对电信事业硬件软件环境的投资，也形成电信运营商的竞争，才可能让互联网行业发展起来，试想如果还是邮电局一家独大，那个时候申请电话可能要排两年，等到让你交个初装费一万块，你很高兴的去交了。这种情况怎么可能出现互联网的兴起呢？

第三轮机会出现在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整个行业进入门槛大幅度降低，民营企业的兴起，随着亚洲金融危机结束之后，国营企业逐渐不具竞争力的退出舞台，民营企业大量的繁荣，这样给PE带来了又一轮机会，这个机会一直延续到现在并且将来还会继续发展。2003-2004年的时候，PE基金又开始关注法人股，法人股按照资产净值，一点几倍转让，相对于资本市场上同样的流通股票，这个价值差异太大了，很多那个时候投了的人就赚钱了，因此在2005年全流通时期形成了投资改革机会的受益者。

    过去十年改革还有不尽人意的地方，金融改革在过去十年有很多重大的进步，也给投资人很多机会。包括银行体系的改革，四大银行纷纷重组很多基金都进去了，小到地方银行都有国有投资人的身影，这是银行改革所产生的巨大回报。同时，证券市场的改革包括非流通股、全流通股的时机，到了创业板也是算重大的改革，都给我们PE基金产生很大的发展。所以这些改革，每一个对我们来说都是一个机会，其实重大改革对于投资人来说都是机会，改革通过改变增长结构来刺激消费。我们的李克强副总理，他以前一直是抓医疗改革的，如果我们把全国人民养老保险、医疗方面都安排好，大家放心了自然会多拿出钱进行消费和投资。如果大家觉得不安全，没有钱看病，或者找不到医生看病，那么肯定就想多存一点钱，这个可能对消费行业是一个好消息，希望我们在建立各方面社会保障系统的工作，实际上能够对我们消费产生巨大刺激的作用。这是非常看好的一个改革。

    另外，环保方面一些推进对于我们也是一个机会，所以我们方源资本现在比较看中跟消费相关的，环保相关，医疗相关的机会，这个跟今后改革的趋势密切相关的。

    至于说其他一些东西，我觉得感受非常深，比如说法制。如果说建立一个法制的环境，政府尽量少插手经济，肯定会对我们投资创造一个比较好的环境。一年多前，我曾经在香港财政司司长召集会议上讨论过香港应该怎么办？当时大家看到北京也要建金融中心，上海也要建金融中心，几个城市都要建，所以香港的财政司司长召集凡是在香港和上海都有办公室的一些金融机构交流一下，大家都谈了各个地方招商引资鼓励等方面的措施，看看香港能不能借鉴一下。财政司司长和监管局局长听了以后，想了想这些事都不能做，要做这些事情最后必须要加税，香港就是以低税、低成本的政府投入吸引外面企业来扎根落户，同时有一个健全法制的环境，才是香港竞争力的表现。

    谢谢大家。

 

苏蔓薏：谢谢唐总，主要总结了过去PE行业的很多次机会，他也认为每一次改革对PE行业都是新的机会，也重点讲了方源资本在消费环保领域有所布局，这个跟我们台下其他同业人员肯定也有很多的启发。

接下来再追问嘉宾几个问题，刚才李迅雷老师谈到了他对城镇化持谨慎的观点，我想请李迅雷老师对这个问题多一点展开。我们知道在十八大报告里面提出城镇化是很大的亮点，我想问问李迅雷老师在这两个目标之下，对我们未来的经济增长的隐含含义可能是什么？

 

李迅雷：城镇化我们讲了很多年，一开始也讲城市化，后来对“城市化”、“城镇化”一字之差争议也很多，现在主流的观点都讲城镇化，就是我们现在不仅要发展大城市，发展中心城市，也要发展各个地方的，小城镇的建设，因为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你如果不建设小城镇，大城市容纳不下那么多人口，所以这是一个主流观点。

    但是问题在于我们小城镇的效率怎么样？我们有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东老工业基地振兴，全国都要搞开发，这样有没有达到规模经济?没有产生资源浪费?没有造成环境污染?些问题也是城镇化过程当中不能回避的问题。

    包括前面刘胜军也讲到，各个地方都要搞光伏产业，各个地方都要搞IT技术软件开发，基本上产业同构化，包括上海也讲各个区都要搞金融中心，这样是不是会产生资源浪费，这就是我们目前的行政制度。区域的行政管辖制度下，会产生重复建设、低效的问题，在城镇化过程当中需要怎么来解决。因为从全球来讲，搞均衡增长没有一个成功的案例，只有搞区域这种不均衡的发展，集中在几个重点区域、集中在大城市。比如像东京，人口占日本三分之一，GDP占日本三分之一，像韩国首尔也一样，即便土地面积跟中国差不多的美国也是一样，它纽约人口占到整个美国6%，GDP也是占到美国的20%多。所以，集中比较大的是一种趋势，但是我们搞均衡发展最终是导致规模不景气，按照世界银行的提法，就是中国一半以上的城市是没有达到规模经济的，还有一个最主要的内容，我认真计算了中国农村人口和中国城市人口，这个跟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有一个很大的差异，当然我的计算就是根据统计局数据进行再进行的，我认为我们的统计局他没有把农民进行区分，是兼职农民还是全职农民，实际上我们真实农民数据比较少的，大家到农村看一下，现在农村种田都是老年人为主，基本上50岁左右是农村劳动力主力，这个现象在发达国家很普遍，南非、日本平均年龄60岁，南非、美国农民都是在60岁以上，中国为什么是个例外？所以去农村可以发现，就是我们的城镇化，我们一直算城镇常住人口有多少，我们返过来算农村的常住人口有多少，这样倒算一下，60%的城镇化率肯定是没有问题，但统计上面的差异是会影响到，如果我们的决策是按照现有51%的城镇化率来统计，那么当然决策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是60%，我们的决策判断是不是会存在很大的问题。有关的计算我已经发表了文章，我也写过研究报告，有一个比较强劲的推导的过程。

    近年来，我对中国居民可支配收入、中国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中国的消费总额的数据等内容，都认为是有错误的，我都写了相关的报告，所以这个方面，我觉得我们经济政策的前提是对统计数据的准确性要有把握，如果准确性上面缺乏把握，会影响到我们推导合理性问题。

 

苏蔓薏：谢谢迅雷老师，我想再问您一个问题，如果您认为，您对城镇化持谨慎观点，在哪些地方您会持比较乐观的态度，因为这个可能对PE行业未来投资布局很重要。

 

李迅雷：前面唐总也讲到行业，比如说像环保、消费、医疗保健等等，这些方面我也是比较赞同的。我们已经到了一个消费升级的阶段，中国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是被低估的，具体低估了多少，王小鲁也有一个统计，当然他是用他的抽样调查方法，我是再按照国家统计的数据来进行推算，去年大概被低估了7.89万亿，我这个报告出来之后，到现在为止国家统计局没有人来反驳我的观点。因为我用的数据全是统计局的数字。但是这个说明什么问题呢？其实我们的消费能力是很强的，尤其是高收入群体消费能力很强，他们对于这种医疗保健、养老、环保等等方面的需求还是比较大。中国确实是到了这么一个消费旅游的阶段，我国的旅游行业一到过节的时候，中国到处都是堵车，所以鲁迅的话应该返过来讲，世界上本来就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就没有路了。

 

苏蔓薏：谢谢李迅雷老师，其他老师有什么补充。

 

唐葵：我有一点关于城镇化的内容想提出来跟李总讨论一下。我觉得城镇化是必要的，而且可能是要大力推进，当然这里面存在定义的问题，什么是城镇化？我觉得中国人民要什么样的美好生活呢？不可能让八亿农民都生活在那些有各式各样的现代化设施的地方，这是不可能达到的。只能通过城镇化达到人民生活水平的基本提高，如果每个小村里面都要去搞，不改变那个状态，我觉得这是不可能的，而且会浪费大量土地的资源，如果盖一个五层楼的高楼，至少可以把五栋小楼的位置可以减下来。

    中国人多地少，如果每十亩地，大家都一亩三分地，中间把田埂拆掉，可能省出一亩来，可能还是要把城镇化这个事情进行大规模的推行，才有可能实现资源有效利用，以及人民基本生活水平的提高。

 

李迅雷：我简单解释，我讲的城镇化是相对城市化，或者相对大城市化。中国的模式应该做一个大城市化模式，一个城市集群的模式，农民现在已经是离开农村，农村基本上都是老年人跟小孩为主，所以基本上家里要生个病或者什么，都找不到人救助，现在的农村非常荒凉，已经到了这么一个地步。我们前十年提出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现在去看一下农村其实都是地都荒了，怎么可以有新农村可言，现在都没什么希望小学了，取而代之是在城市的农民工学校。

现在上海的农民工子女的就读问题也很突出，现在上海大概有50多万的农民工子女他们读书也是很成问题，他们受到的教育不足，按照国家统计局数据来讲只有0.6%的农民工在城市里面又有自由的住房，如果讲空间，我们农民工对住房需求很大，对房地产推动力也很大，但是问题这些投入都需要国家财政支出。

以前过去30年的城镇化是政府跟企业的净获得，今后就面临政府净付出的问题，这些问题我觉得还是需要政府在公共产品的投入方面，在财政投入方面还是比较大。但是我比较反对很多中西部地区，各个地方都在大兴城镇化，这样会导致资源浪费，最终导致地方政府财政赤字越来越多。这个恐怕就是今后发展模式的问题，我们如果继续以行政区划推动这种城镇化，就必然会导致资源的浪费。当然这是一直非常有争议的话题。

 

刘胜军：城镇化我不说了，还是说一下改革。现在对改革有的人比较悲观，有的人中度悲观，但是非常乐观人可能很少。为什么？因为我们现在面临一个非常庞大的官僚体系，这个官僚体系是最大的阻力。如果大家看过《万历十五年》，就会明白对这么大抗官僚体系进行改革是多么的艰难。但是我们也能够看到曙光，曙光就是政治家们的担当，昨天李克强说了一句话，我觉得说的非常到位，他说不改革可能就没有风险，就指的对个人，不会犯错，但是你可能要承担历史的责任，我觉得这句话是的很重要。你不改革确实你没有犯具体政策的错误，但是如果社会出了大的问题，政治家要承担责任的。

    但是我们并不是说未来中国的改革就拜托习总书记、李总理，我们则在旁边观望，并不是这样，我觉得社会改革的进展是非常复杂利益的博弈，而政治家的改革能取得多大进展，它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变量。第一个变量是社会精英的责任意识，他们不应该孤军奋战，社会应该形成改革的共识。社会精英应该从各个方面对于这种造势也好，或者说进行分析也好，这个非常重要，如果所有的经济学家都像林逸夫这样认为中国改革未来二十年百分之八没有问题，那么我觉得改革的压力、改革的动力很难产生。另外一个变量是公众权利意识的觉醒，特别在今天互联网时代，我想我们这样的动力还是大有希望的。所以未来的改革虽然很难，但是我们每个人都要有这种参与的意识，都要有自己是这种改革中力量的一部分，不光一个人力量多么渺小，我想如果有这种意识，我们的改革才有可能取得突破。如果我们仅仅被动等待，等待一个伟人，等待一个政治家我想这个对改革非常不利。谢谢。

 

苏蔓薏：刘院长说的非常好，他的意思是期待我们更多改革，不光靠顶层设计，也需要我们台下所有金融从业人员，台上所有人的参与。

 

沈黎：说到改革吧，因为我是做二级市场出身，我想跟PE相关的二级市场是PE退出很重要的途径。所以我也想谈谈改革，其实股票市场的改革，发行制度的改革也是不可避免的话题。最近大家都一直谈，就是说股票市场还有八百罗汉，可能有八百个排队的IPO，还有三座大山等等都是很难移除。其实我想刚才也涉及到这个话题，就是说怎么样使发行制度更加完善，信息的披露更加透明，对中小投资者的保护更加完善，可能也是我们在金融体制改革中必须重视的一个问题。这些改革可能也是跟我们整个PE基金相关的，我们PE投资基金可能更多也是中小投资者队伍中的一员，所以这些制度的完善，市场的完善我们大家都应该有所期待，有所作为吧。